（三）把爸爸叫哥哥的故事

我的摄制组请了一位维族的兵团干部为我们当翻译，这个同志叫铁木尔，他原来也是新疆骑兵五军的骑兵。新疆解放以后，他的部队改编成生产兵团农四师十六团，他就成为了一名兵团战士。他的汉语水平虽然不怎么精，但帮助我们拍片还说得过去。这个青年干部虚心好学，到我们摄制组以后刻苦地学习电影知识，尤其是在我身边还不断地学习导演本领，工作也十分积极，我很欣赏这个维族青年。他多次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一天当我们拍摄完一组婚礼的镜头之后，我让剧务准备了几瓶白酒和几包方块糖跟随铁木尔来到他家。铁木尔的家是一个地窝子，一进门就使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在这荒凉的草舍内竟布置的如此富丽温馨。墙壁上挂着一张精致的挂毯，挂毯旁的墙上还挂着他当骑兵时一副金色线绣的马鞍子和一杆双管猎枪。靠里头摆放着苏式的单人钢丝床，这是他本人的床，床下的地上是精美的花地毯，地毯上铺着一床软绵绵的羊毛褥子。铁木尔介绍说这是他的“爱床”，“是我爱人的床”。这么个爱床呀！我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地下的铺位，问他，“这是你爱人的床位？”铁木尔看见我生疑了，急忙解释说：“这是我们民族的习惯，老婆就睡在这里。”接着他领我们走到另一间地窝子，指着长胡须的老人说：“这是我的父亲。”老人正在做羊肉烤包子。烤包子做法与我们汉人不同，只见老人把羊肉切成小丁，把皮牙子（洋葱）切成小段与羊肉拌在一起，加上佐料拌匀；将面擀成皮放上肉馅，不需要捏，只是把四边叠起，用手指沾点水拿起来，然后放进泥砌的烤炉。炉灶四壁是事先烧热的，把包子贴在壁上，盖好盖子，不大功夫就烤熟了，又脆又焦，外酥里软，呈金黄色，一看就十分诱人。我们坐下来吃包子。老人又为我们端上来一盘堆的尖尖的手抓饭。正在这时从外边跑来一个小巴郎子（男孩），上手抓了一个烤熟的包子就往嘴里送。铁木尔轻轻地打了他一下说：“不讲礼貌。”并指着我说：“快叫哥哥！”我一听纳闷儿了，心想你铁木尔比我还小七八岁，怎么让你的儿子管我叫哥哥呢？这顿丰盛的晚餐，吃的不舒服。回到住处还一直闷闷不乐。这时农场的李政委来找我，发现我心情不悦，就问我怎么了。我向他讲了铁木尔让他的小儿子称呼我叫哥哥的事。李政委一听笑了，说：“这是维族的风俗，当孩子的祖父未去世之前，管他的亲生爸爸也叫哥哥，只有当爷爷离开人世之后，才改口呢。叫你哥哥是没错。”

我这时才明白过来，怪怨自己对维族的习俗学的不透，错怪了好翻译铁木尔同志。

（二）克尔克孜族翻译——扎克

翻译扎克在转入生产兵团之前，是骑兵五军的一名骑兵，是克尔克孜族勇敢的战士，又是一位神枪手，还能歌善舞，他很有灵气。我看中了他的才能，请他到我们摄制组当翻译。说实在的他汉语知识有限，翻译能力并不强，但他理解导演意图的能力强。每次只要简单地听导演介绍设想之后，他就会用民族的语言和他生动的动作完全传达给拍摄对象，拍摄对象会根据他的安排在镜头前表现的准确而生动。有一天我们要到伊犁河拍摄可克达拉渔业队捕鱼的故事，就请扎克来当翻译。他说捕鱼的事他很熟悉，跟了我几个月，很了解导演的手法，这次去拍，他想当个实习导演，便于今后为农场拍电影。我很佩服他的胆量，支持了他这种想法。到了捕鱼队他首先用民族语言讲了一番拍摄的意图，然后命令：“开始！”捕鱼队小伙子们划船拉网下河了。扎克站在岸边随船而行。令我奇怪的是他却一言不发，站在岸边手舞足蹈起来，指挥着撒网的捕鱼手们在河中远去近来，他的舞姿十分优美，每一场面的调动都完全符合我们画面的要求。接着他又用十分欢乐的镜头反映拉网拖上岸边的过程。

当打鱼队的捕渔手们将沉重的鱼网拖上伊犁河岸时，扎克高兴地一声高歌，同时拿起了克尔克孜的乐器，跳起了舞蹈。拖网的水手们已理解了这这种音乐语言，这是让他们上岸的意思，他们边拖边唱应和扎克的歌声。伊犁河河水滔滔歌声悠扬，鱼儿伴着扎克的舞蹈在网中蹦跳。我们的摄影机左右抢拍这生动的镜头，我仔细一看青鱼居多，每条都有半米多长，十几斤重。扎克说青鱼无刺无鳞，肉非常细嫩，烧烤着吃更是难得的美味。我表扬了扎克特殊的表演和翻译才能。有一天扎克对我讲，维族团长要我们去拍草原打猎的场面。我问扎克，“打什么猎物？”他说：“打猫。”我吃惊了！问他，“草原上有那么多猫？”他用两个耳朵比画了两个大耳朵竖起来的样子。我一看就明白了，问他：“是不是兔子？”他说他不知道叫兔子，有个河北来的农垦战士管它叫猫。我忽然想起来了他叫的不错，河北一些地方的人管兔子也叫猫。

到了拍摄地，我看到阔大无边的草原上到处都是兔子飞快的身影。扎克对我说：“这里野兔子太多，怕它们在地里糟蹋麦子，所以要去消灭一些。”这的确是我们未发现的一组好材料。

我带两个摄影师来拍这组镜头。打开摄影机，对准五六个兵团战士抢拍他们打兔子的精彩场面。扎克提着猎枪跑到了我面前说：“张导演，今天拍的场面，不需要翻译，我要当演员了。”他端着猎枪冲进了野兔子群，“啪”地一枪打死了一只野。接着他又朝另一只野兔开枪，一连打死了五六只，仍然紧追不舍。我们的摄影机也紧追着猎手和兔子，左一个镜头，右一个镜头。不到一个上午扎克就打死了二百多只野兔子，是一位真正的神枪手，也是个好演员。

3月底，我带摄影师去拍摄马踏芦苇的镜头。兵团战士们跨上他们当骑兵时的战马，还带着雪爬犁来到大芦苇丛中去踩踏干芦苇，目的是为了开春后便于拖拉机垦荒，这种方法比人力割除快几十倍。当工作累了时，大家下马坐在芦苇上休息，弹琴唱歌，架着火烧烤野味，场面别有情趣。这时我叫来了扎克对他说：“画面还不够丰满，请你到南面牧民家去买几只野公鸡，就是长着花色羽毛的野公鸡。”扎克听完向我敬礼，说：“导演，保证完成任务。”跨马飞驰而去。没有半个小时，他气喘吁吁地回到我面前，报告说：“导演一定满意，我给你买了几只母公鸡”我一看哭笑不得，批评他说：“我为了画面美，让你去买长花毛的野公鸡，你怎么买来母鸡？”扎克说：“我弄错了。你是要花公鸡，不要母公鸡。不要紧，你们等会儿。”说完，跳上马背飞驰而去。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这次是他亲自到芦苇丛中打了五六只真正的野鸡。回来后往地上一扔，说：“我懂了，这个才叫野公鸡。”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绿色的原野》拍摄花絮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大家庭，我们刻意选择的伊犁地区可克达拉农场就有十三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他们的语言很多，我们摄制组请了六名翻译协助我们工作，白天黑夜地请他们为我们介绍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了解拍摄对象的民族习惯和在拍片时应注意的问题。我们也向他们交待导演拍片的设想和工作计划，反复沟通、交流，即使是这样，还是闹了很多误会和笑话，出了一些洋相，这里撷取几个有趣的小故事的片段。

（一）伊宁醉酒

1959年1月，我第一步工作是召开农四师各族领导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开发草原建设农场的介绍。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晚上他们就按照民族的传统请我们吃饭，在席的人当然是师长、政委等师的领导同志。这桌宴席上摆出了具有各民族特点的佳肴，开席首先是师长敬酒，他举起了一茶杯伊犁酒。伊犁酒是当地一种名酒，有65度。师长讲：“北京来的摄制组来给我们兵团拍电影，这是中央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我们第一次上电影镜头，一定尽全力配合，先敬酒三杯表示诚意。”他一举杯就吓了我一大跳，想挂免战牌，就对他们说，“我们酒量少，举杯少饮是感激主人的盛情。酒随意吧！”主人讲：“来到我们少数民族，就按我们的习俗。”他举起一茶缸伊犁酒一饮而尽。当然我必须遵照少数民族的习俗，一仰脖也喝下了这缸酒。其他几个师的领导干部都向我敬酒，一杯一杯，喝的我昏头转向，总算对付着没有糊涂过去。正在这时忽然从门外进来几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妇女，她们每人手中都端着盘子，盘子里都有好几杯酒，边跳边舞地来到我的面前。领头的妇女说：“男子们都敬了酒，她们代表开发西部的女战士们来向导演敬酒”我向她们好言相求，“刚才师的领导已敬完了酒，实在不能再喝了，谢谢你们的美意！”原来这位是师长的夫人，她讲：“张导演，你看得起男子汉们，瞧不起我们妇女，别忘了，毛主席讲‘妇女能顶半边天’。你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更不应该歧视妇女。你们吃的粮食有我们妇女的一半功劳，你说是不是？”好家伙，大帽子都飞过来了。我无言以对，答应喝这一杯，请她代表来的妇女同志。我举起盘中杯一饮而尽。这位师长夫人端起酒盘高兴的跳着舞唱着歌走了。我以为就完了，没想到又上来一位女同志，把酒盘送到我面前，一言不发。我说，“敬爱的女同志，我刚才说好，师长夫人代表你们让我喝最后一杯。”女同志道：“你看师长官大，瞧不起我们这些副官的夫人。”又是一顶“帽子”。我只好豁出去了，又端起盘中杯一口饮下。其他几位首长的夫人一个接一个前来敬酒。我心中懊悔，为什么没有得知这个习俗？干脆来之不拒，一口口咽下肚去，全厅的男女高兴地跳着唱着，我一头栽倒大醉了两天两夜，不省人事，还尿了裤子，被大家取笑很久。

《绿色的原野》拍摄花絮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大家庭，我们刻意选择的伊犁地区可克达拉农场就有十三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他们的语言很多，我们摄制组请了六名翻译协助我们工作，白天黑夜地请他们为我们介绍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了解拍摄对象的民族习惯和在拍片时应注意的问题。我们也向他们交待导演拍片的设想和工作计划，反复沟通、交流，即使是这样，还是闹了很多误会和笑话，出了一些洋相，这里撷取几个有趣的小故事的片段。

（一）伊宁醉酒

1959年1月，我第一步工作是召开农四师各族领导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开发草原建设农场的介绍。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晚上他们就按照民族的传统请我们吃饭，在席的人当然是师长、政委等师的领导同志。这桌宴席上摆出了具有各民族特点的佳肴，开席首先是师长敬酒，他举起了一茶杯伊犁酒。伊犁酒是当地一种名酒，有65度。师长讲：“北京来的摄制组来给我们兵团拍电影，这是中央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我们第一次上电影镜头，一定尽全力配合，先敬酒三杯表示诚意。”他一举杯就吓了我一大跳，想挂免战牌，就对他们说，“我们酒量少，举杯少饮是感激主人的盛情。酒随意吧！”主人讲：“来到我们少数民族，就按我们的习俗。”他举起一茶缸伊犁酒一饮而尽。当然我必须遵照少数民族的习俗，一仰脖也喝下了这缸酒。其他几个师的领导干部都向我敬酒，一杯一杯，喝的我昏头转向，总算对付着没有糊涂过去。正在这时忽然从门外进来几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妇女，她们每人手中都端着盘子，盘子里都有好几杯酒，边跳边舞地来到我的面前。领头的妇女说：“男子们都敬了酒，她们代表开发西部的女战士们来向导演敬酒”我向她们好言相求，“刚才师的领导已敬完了酒，实在不能再喝了，谢谢你们的美意！”原来这位是师长的夫人，她讲：“张导演，你看得起男子汉们，瞧不起我们妇女，别忘了，毛主席讲‘妇女能顶半边天’。你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更不应该歧视妇女。你们吃的粮食有我们妇女的一半功劳，你说是不是？”好家伙，大帽子都飞过来了。我无言以对，答应喝这一杯，请她代表来的妇女同志。我举起盘中杯一饮而尽。这位师长夫人端起酒盘高兴的跳着舞唱着歌走了。我以为就完了，没想到又上来一位女同志，把酒盘送到我面前，一言不发。我说，“敬爱的女同志，我刚才说好，师长夫人代表你们让我喝最后一杯。”女同志道：“你看师长官大，瞧不起我们这些副官的夫人。”又是一顶“帽子”。我只好豁出去了，又端起盘中杯一口饮下。其他几位首长的夫人一个接一个前来敬酒。我心中懊悔，为什么没有得知这个习俗？干脆来之不拒，一口口咽下肚去，全厅的男女高兴地跳着唱着，我一头栽倒大醉了两天两夜，不省人事，还尿了裤子，被大家取笑很久。

《草原之夜》歌曲的诞生

从1958年秋到1959年国庆前共一年多的时间，我与可克达拉农场的军垦战士同吃同住在一起，组织拍摄《绿色的原野》这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准备向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献礼。

在辽阔的草原上，美丽的赛里木湖畔，我领略了独具魅力的草原文化和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草原的美是一种壮美，博大、高远、包容，就像一位慈祥而且宽厚的母亲，无私地奉献、养育着万物生灵，永远生机勃勃。

而要说起在草原上开发可克达拉农场的战士，那故事更是感人肺腑。这十三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他们虽然语言不通，但一提到毛主席，提到共产党，提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他们就扭成一股绳跑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场。他们发挥着各民族的智慧，创造着惊人的成就。进军的场面犹如一幅幅壮丽的图画，没有房住，他们打地窝子，搭芦苇窑洞。冰雪化了成千上万的马拉犁、拖拉机、播种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耕耘着。当麦浪金黄的时节，成百的康拜茵（苏联产收割机）开向麦田，收获的麦粒像一座小山堆在麦场。收工以后，各民族的战士们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

但是，大跃进一些冒进过火的做法和调调也翻越天山落户到这里，什么“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二十年！”“赶美国、超苏联，英国踢它八丈远”……这些令人发怵的口号，就是当时的时髦政治。我拍的是纪录片，有些现实是极难回避的。记得是农场的一位副政委吧，让我去拍战士赤脚跳进冰碴子地里割芦苇的镜头，我看到这种极端的做法甩手就走了。如果我拍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带动着去冰碴地里赤脚割杂草。后来又有人叫我去拍战士们造飞机。实在是荒唐，造飞机我在正规制造厂拍过，很复杂的。边疆当时那个条件一无所有，造飞机根本不可能。但我拗不过他，就去看了看，果然是一堆铁架子和烂席片子，试飞注定是失败无疑的，这才算放过了我。我感到很压抑，想为子写一首歌的愿望很久了，这时越发找不着感觉了，创作陷入了困惑之中。

一天下午，吃完晚饭之后，我叫上作曲家田歌同志骑上马出去骝达。我们出了农场向西走，太阳已渐渐地收作了一个火球状的轮廓，温暖而柔美。我们骑在马上缓缓地追逐着这种美丽，周围是随轻风舞动的芦苇，苇毛透着闪闪烁烁的亮光，一切都处在夕阳的余晖里，静谧和谐，与喧嚣的白天相比，傍晚的草原具有别样风情，更具魅力。我们就这样并辔而行，仿佛置身梦中天堂一般，谁也没有一句话。

继续向前行了一段，我看见芦苇丛中有缕缕青烟升起，走近些一看，原来是兵团的战士们点起了篝火。他们把打来的猎物挂在架子上烧烤，旁边草地上还有躺着坐着的小伙子，他们弹起冬不拉，轻声唱着民族歌曲。啊！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啊！我下马来到他们中间，问他们：“尤尔达西，你们唱的是什么？”小伙子们回答说：“我们唱劳动、唱爱情、唱今天，也唱明天嘛。”噢！这不正是发自人民心中的语言吗？为什么不去抒发这种真正的内心感情？为什么在我们的作品中老是空喊“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20年呢？”田歌反问我：“张导演，你敢写吗？”我理解他话的意思。他和我一样对那些极左的、淫灭人情味的创作方法心里也蕴藏着反感，只是不敢站出来反对。小田歌在将我的军。我就反问他说：“小田歌，我要写出词来，你敢谱曲吗？”田歌答道：“张导演，你只要敢写，我就敢谱！”我们就上马回营地。一路走，心中还不断翻着芦苇丛中那段动人的故事，脑中涌着断断续续的词眼。到家后我坐在床上一气写下了以下的歌词：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 

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 

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

可惜没有邮差来传情

等到千里雪消融

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 

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

只用了半个小时完成了词作，把它交给了田歌同志。田歌举词在手瞪眼看着，半天不动声色。我感觉到了他的心语，大概心想这个词不错，但怎么这样软呢？不合潮流吧！等了一刻钟，我开口问他：“行不行，你说话呀！”田歌说：“亚克西！亚克西！太美了。我来谱曲吧。”40分钟，田歌给我交曲了。我说：“请你试唱吧！”他打开琴盒，从地上搬了一只纸箱，一手弹琴，一脚打拍子，唱了起来：“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唱了一遍我听傻了，心想田歌呀，田歌！我的词是软了些，可你的曲子比词还软，但觉得很美，就一次又一次的让他唱，越听越有味道，竟忘了我是在审查他的曲子。试唱了五六遍，田歌催问：“到底行不行，你表态呀。”我正要表态，忽听窗外一帮十三个民族的战士呼叫：“亚克西！亚克西！”还用我的着表态吗，群众批准了。回到北京由我国当时著名的抒情男高音孟贵彬演唱并录了音，完成了这支歌的创作。

《草原之夜》这只歌曲随着片子的播出也飞向了祖国的大疆南北，很快就在群众中流传开来，赞誉溢美之词也象雪片一样飞到我手里，同时邮政系统的干部职工也向我反馈：解放都十年了，昔日的“邮差”早已被“人民邮递员”取代，你个老脑筋还没转过弯啊？我恍然大悟，立刻将原词里的“邮差”改成“邮递员”，就形成了今天大家传唱的这个词。

《绿色的原野》这部影片及其插曲“草原之夜”向建国十周年献了礼。国庆节之后周总理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人员举行了盛大庆功宴会，会上周总理举着酒杯走到我面前高兴地对我讲：“祝贺你，张加毅同志！1957年你带着《移山填海》影片在捷克国际电影节上露了脸，国庆十周年《绿色的原野》为国又增了光，尤其是“草原之夜”这支歌非常的好听，希望你部部成功！”我激动地只重复着一句话：“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然而，谁会想到周总理的这个热切希望并没有能够抵挡厄运的到来，我从此走向灾难的深渊，这是后话。

“草原之夜”这首歌风靡五六十年代，传唱至今依然魅力不减。尽管在历次运动中被贯以“大毒草”、“靡靡之音”受到批判，几经磨难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彻底获得新生，再次回荡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它已成为中国民族歌曲经典。在1991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东方著名小夜曲”，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是我厂卫生所的医生徐明顺，他高兴的不得了，还专门留下了巨大的两个字“第一”的条幅以示纪念，这一墨宝至仍悬挂在我的卧室里。这首歌曲也已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被历史收藏。

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魅力12栏目2004年3月27日播出的一期《魅力草原》节目，着重介绍《草原之夜》这首歌曲。节目邀请的佳宾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同志说，“我非常喜爱这首歌曲，从1963年开始接触并演唱这只歌曲，至今已经41年了，每年都要演唱两三百场。” 值得注意的是李双江在演唱时有个特点，就是总在歌词的第二段第一句“雪”的前面加个“冰”字，是他的个人创意，原词没有这个字。

节目中台湾艺人凌峰说，“1970年开始在台湾唱，此前一直是禁唱的，原因是因为词曲作者的级别太高。我一直以为是王洛宾的歌曲，还想为什么王的歌曲都允许唱，唯独这个不允许呢？后来才知道了因为词曲作者的身份不能随便开禁。”

还有很多的佳宾都谈了他们与这首歌曲的故事，都很感动人。著名的男高音李双江、腾格尔、王红伟都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把节目推向高潮。

这部优秀的影片，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留给人们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建国十周年的这份礼品至今不失它厚重的历史价值。

在苏联的土地上拍摄

1959年可克达拉播下了希望的麦种，青苗出土后一天一个样子，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渴望着再浇灌一次就可以获得丰硕的收成，就在这时甘泉断了，旱灾威胁着可克达拉农场上千顷的麦田，土地干涸龟裂，麦苗枯黄。人民需要粮食！国家需要粮食！怎么办呢？可克达拉人愁上心肠！农场决定派副政委维族干部阿吉也夫同志到霍尔果斯河对岸的邻居——苏联哈萨克斯坦红色东方集体农场去求助。想请苏联朋友伸出友谊之手，用伊犁河的水支援我农庄灌溉。苏联红色东方集体农庄慷慨答应了。伊犁河水将滋润可克达拉农场的禾苗。

这一典型事例不正好体现了总理对我们这部片子的指示，“很好地反映中苏人民友好”嘛。我们决定走出国门去记录这段真实的故事。

我们办好护照首先到了哈萨克斯坦的潘菲洛夫区。区领导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称我们为中国代表团。我忙解释说我们仅仅是一个摄制组，是为拍红色集体农庄支援可克达拉农场灌溉而来。区领导说他们这里还没来过中国代表团，中国摄制组就是中国代表团，他们已做好了安排，并已汇报给了哈萨克斯坦政府，政府决定派国家电影厂导演哈根木来协助我们工作。

中苏两个农场就在霍尔果斯河的两岸，我们原设想一天时间就能拍完回国了。没想到苏联的同志竟这样隆重，为我们安排了很多活动，真是身不由己只好客随主便了。

潘菲洛夫区领导先领我们参观了陈列馆，向我们介绍该区名字的由来。在卫国战争期间，潘菲洛夫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师团开赴前线与希特勒法西斯作战。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与德军逐楼拼杀争夺，仗打得十分残酷，伤亡很大，潘菲洛夫同志也牺牲了，但保住了这座城市，战争结束以后，这座城市就以潘菲洛夫的名字命名。

主人还领我们参观了农业展览馆。它设在一座中国庙宇式的古建筑之中。主人如实介绍说这是中国的庙宇，详情他不再往下说。当然我们心里也明白，是清政府无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的土地让沙皇抢去了。

我们跨过国门，又经过红色东方农庄的土地来到潘菲洛夫区，现在又从市区返回红色东方农庄去拍摄。一路上要经过好几个农庄，每个农庄的主席都在自己的地域范围之内热情地迎候并驱车陪我们走完他的农庄送到下一个农庄主席手里。真正是隆重热烈。就这样直走到第五个农庄——红色东方集体农庄，这才是我们拍摄的目的地。农庄主席巴达洛夫致非常热情的欢迎词，领我们进入苏维埃会议室。代表们正在举行会议，讨论支援可克达拉农场灌溉的问题。我们架机拍摄。这时，农庄主席走过来要求通过镜头看画面。我明白他的意思，主席台两侧摆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副画像，他要看看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我让他从取景框中看。他一看两位领袖像都在画面中，十分高兴，没有说一句话，转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睛也潮湿了。潘菲洛夫区党委书记阿伊莫汉莫提代表区党委和区苏维埃人委宣布：“我们决定停止灌溉，全部支援中国朋友。”

在潘区我们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参观了很多农庄、畜牧场、加工厂、学校、医院，所到之处苏联人民都非常热情，群众中不断喊出：“苏中人民友好万岁！”每次活动完毕，都要举行一次丰盛的会餐。顿顿都用沃特卡白酒招待，摄制组的人员每天都喝得晕头涨脑，我向陪同的农庄主席解释说我们在工作时间是不允许喝酒的，要求每天的酒免了。巴达洛夫同志问：“那么酒什么时候喝呢？”我搪塞他说：“等拍摄任务完成后一醉方休！”

每天活动完以后还要按来时的礼仪再回到城里为我们安排的宾馆。宾馆女经理柳德米拉30多岁，丈夫是潘菲洛夫师团的一名大尉，也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光荣牺牲了，苏维埃政府任命她为国家宾馆的经理。我们在她的宾馆里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她下功夫研究我们的饮食习惯，每天变着好几种花样给我们做菜做饭，还做我们中国人习惯吃的盖浇饭、水饺。真难为她了！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而她却说：“接待好中国代表团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如果中国朋友吃的不满意，就是我失职。”我们太感动了，告诉她我们吃的很好。谢谢她！谢谢苏联人民！

辞别柳德米拉来到红色集体农庄。农庄男女老幼几乎齐出动了，为了支援我农场灌溉，他们上树伐木下河堵水。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也跳下去堵水。我问她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亲自来堵水？她说：“过去老讲友谊，没有机会，今天的机会不能错过。”一个上午时间，在苏联红色集体农庄同志们的努力下，霍尔果斯河的河水欢快地流向可克达拉的麦田，滋润着即将丰收的麦苗。比干涸的土地更滋润的是可克达拉人的心田，而在霍尔果斯河两岸人们的心里滋长的一定是两国人民之间更为深刻的友谊！

拍摄结束了，我们把机器装上车，准备返回城里办手续回国。巴达洛夫同志拉住我说：“达娃里西张加毅，你记得你的诺言吗？”我想不起来曾有过什么承诺。他讲：“一醉方休，你记得吗？”

“噢！”我想起来了，告诉他说：“有！”

“那就请吧！”巴达洛夫领我们走进宴会厅。农庄的领导干部，苏维埃代表已在这里等候。原来他们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宴会上还有农庄十几位漂亮的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姑娘，她们各个都浓妆艳服，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还一边劝酒，不喝不行。巴达洛夫与农庄的领导、苏维埃代表也是频频举杯。还有代表提议为斯大林、为毛泽东干杯。这在赫鲁晓夫掀起反斯、反华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

丰盛的宴会结束时，我们把从国内带来的礼品赠给农庄的朋友和可爱的姑娘们。热情大方的苏联姑娘们一个个过来与我们拥抱亲吻告别。“一醉方休”的话全部兑现了。我们摄制组都成了醉汉，摇摇晃晃地上了车，歪倒在座位上。回到了潘菲洛夫宾馆胡乱地倒在床上，酒醒之后互相一看都乐坏了，原来每人的脸上都烙着一个个的红唇印。哈萨克斯坦的导演哈根木说要带我们去醒醒酒，就把我们塞进车里，一路拉到桥边，不等我们反应就一个个推下河去醒酒。六月的河水是冰凉刺骨的，跳下去醉意立刻就被驱散了，但铭刻在我们心中的中苏人民的情谊比酒还浓，是任何东西都化解不了的。

好客的哈萨克牧民

1959年6月，我率摄制组从可克达拉出发，爬上了天山赛里木湖草原拍片。这里是可克达拉农场的夏季牧场。赛里木湖位于四千公尺的天山上，碧蓝色的湖水晶莹透澈，湖的四周环绕着白雪青松，脚下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绿色草原。一群群的牛、羊、骏马点缀在它的中间，清脆悠扬的哈萨克人歌声透过雪松从远处传来。

循着歌声我们一路走来，前面出现了一座帐篷，帐篷外的木桩上拴着一黑一白两匹马。我们已知道了这里的风俗，帐篷外的木桩上拴两匹马是主人的一种语言，意在告诉往来的客人，他很富有，欢迎客人到他的帐篷里做客。如果客人路过而不进去，就会误以为是看不起他，不给他面子，就会站在客人的身后骂几句解解气。我们看见了这两匹马，就尊重民族的习俗进了主人的帐篷。

哈萨克人好客是很有名的，男主人热情地迎上来招呼我们。我们进帐篷学主人的样子也围着桌子跪在地毡上。地毡足有一寸厚，即使冬天也不会感到寒冷和潮湿。女主人拉开白布单子，把油炸的馓子撤开；又倒上马奶子招待我们。浓香的奶茶与帐篷里的布置极富民族特色。我们置身哈萨克人的家里，感到了兄弟般的亲情与温暖。

在草原拍摄了一天，这时感到饿了，让制片取出几瓶白酒放在白布单上，不用你说话，主人心里就会明白。只见主人走出帐篷，一个多小时以后，手抓肉就做好了。男主人托着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支熟透的羊头来到我们面前，他用锋利的刀子把羊鼻子切下一片放进自己嘴里，然后再从羊耳朵上切一块肉递给我，我接过来也送进嘴里吃下。他端着盘子又走出帐外。接着又端上来一只熟透的绵羊尾巴送到我面前，一般要求客人双手捧住一口不倒气的吞吸下去。不过也有变通，如果客人有要求，可以请主人切一小块，再撒上点盐，双手捧住，一口气吸进肚去。

请客人吃羊的头和尾，表明主人是诚心待客的。接着，主人就会端上大块的羊肉，并递给客人一把割肉的刀。我接过刀之后，指定在座的主人中的一位来切肉，被指定的主人十分高兴，接过刀子很快把肉切成片，拌上佐料，大家就开始大嚼大咽了。

女主人会及时端上来一盘手抓饭。手抓饭是用大米、羊肉、葡萄干胡萝卜等焖成，饭在盘中堆成小山的样子，用手抓着吃。我们摄制组的人吃抓饭没有经验，总是五爪齐上抓上一把，烫的直叫苦。我观察主人吃抓饭很有一套，他是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在饭上来回移动，弄成一个小团，拇指一弹，饭就送进了口。我依样葫芦画瓢，果然不再烫手了。

晚餐之后，已是日暮时分了，看来是走不了啦。主人招呼左邻右舍的朋友都聚到他的毡房里来与我们联欢。哈萨克的朋友首先弹起了冬不拉载歌载舞，我们也迈着笨拙的舞步汇入欢乐的人群，欢声笑语回荡在草原的夜色中。

“交尔达斯，你们讲个故事嘛！”哈萨克的朋友拉节目了。

“我就讲讲我赴朝参战的事吧。”此言一出，他们热烈鼓掌欢迎我讲故事。剧组的翻译在旁边翻译给哈萨克朋友们听。

我给他们讲的是“上甘岭”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

停战协议签署以后，阵地上双方的指挥官分别从各自的战壕里走出来，向对方走去，准备握手言和。这时美国指挥官看见跃出我阵地的指挥官瘦小的身材，面露不屑之色。而当两双手握在一起时，美国军官由衷地佩服，面露微笑。他感觉中国军人身材小内功强，手上有劲，从心里服了。因此不屑之色换成了微笑的面孔。

哈萨克朋友全都听的入迷了，听到这里，轰然鼓掌，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热闹的晚会散场之后草原上的夜晚极为宁静。主人安排我们休息。我被当成最尊贵的客人紧挨着主人家里最年轻的夫妇躺下。我与小夫妻之间隔一道布帘。据说这样的安排是有意义的，如果小夫妻今夜受孕，将来生的孩子必是贵子。因为小夫妻挨的是贵客。

哈萨克人不仅好客，而且对共产党、对亲人解放军怀有极深的感情。我们投宿的这家主人告诉我们，经常有边防军战士从他帐篷前经过去守卫边疆，而每次他都要招待，他感谢解放军保卫草原的安全与和平。

为答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告别时，我让制片张丰收再拿几瓶白酒和一砣砖茶留给主人。然后我们依依地挥手告别。主人全家出来送客，又是歌声又是舞蹈，并再三地邀请我们常来做客。

赛里木湖好风光，

湖水如镜雪山映，

青草鲜嫩百花香，

真是一片好牧场。

如诗如画般美丽的赛里木湖畔今天要举行一场哈萨克民族的婚礼。新郎哈默德是可克达拉农场的放马能手。他的新娘是牧羊能手，她放牧的羊也取得了千羊千羔的优异成绩。得知可克达拉农场的这两位青年在今天举行婚礼，而且选在了百花盛开风光旖旎的赛里木湖草场，我们赶来拍电影。

远远的我们就看见布置一新的帐篷。帐篷外拴着一匹粟红的骏马，这是主人的坐骑。哈默德是可克达拉农场的养马能手，他放牧的是有名的伊犁马，经他的手调理喂养的马个个膘肥体壮。据说他的这匹马你就是拿一百匹去交换，他都不会跟你换。

主人把我们迎进帐篷。帐篷的四壁挂着图案美丽质地考究的挂毯，挂毯下叠着厚厚的被褥，脚下的地毯铺得足有一寸多厚，就是在寒冷的冬天，你也决不会感到寒冷。

我们坐下来，哈默德给我们端来奶茶。大家看见他上身只穿件背心，浑身肌肉闪闪发光，好象绽开的石榴，都惊异他的健壮。我问他：“尤尔达西哈默德，你吃什么长得那么壮？”他指着我带来的摄影师，看去有些单薄的小吴迪说：“你们汉族是吃草的嘛！我们哈萨克是吃肉的嘛，象公牛一个样子嘛！”吴迪听了说汉族吃草的字眼显出不悦的神色，翻译赶紧解释：“对不起，哈族和维族中草和菜是一个字，误会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吴迪取闹：“吃草的嘛！”指着哈默德：“吃肉的嘛！”

哈萨克式的婚礼正式开始了。一位白发老公在杆子上挑着一只白色的羊，他把杆子伸出帐门向上一举：“呜！”地一声，上百的哈萨克小伙子一齐吼了起来。老公象逗小孩似的又缩回去，片刻功夫，又挑羊从帐篷内扔出，小伙子们一齐拥了过去争夺起来。羊一会儿在这个人手里，一会儿又被那个人抢去了，整个草场沸腾了，吼叫声、欢呼声响彻了塞里木湖，百灵甜美的歌喉也瘪了哨。

婚礼进行中有一场“姑娘追”的游戏。在广阔的草原上，一个姑娘、一个小伙结队并辔向指定的目标徐徐进发。姑娘一声不吭，小伙子可不那么老实，委在姑娘身边，嘻皮笑脸的挑逗、表白，甚至猴手抓脸胡闹一番。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在去的路上姑娘要绝对顺从，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即使羞红了脸，也要默默承受。但到了指定地点，向回返时，情况则完全调了个个儿。小伙子调转马头就往回跑，姑娘侧马紧追实施报复，一手勒马缰，一手扬鞭子，鞭稍甩得呼呼作响。

此时参加婚礼的人有的为姑娘叫好助威，有的为小伙子呐喊加油。大家不仅为姑娘挥鞭追赶的飒爽英姿鼓掌，更为小伙子的狼狈落荒而逃发出阵阵哄笑。

小伙子知道情况不妙，埋头爬在马背上勒紧马缰飞跑。姑娘嚷着：“叫你发坏！叫你发坏！”跟着鞭子就抽在小伙子的背上，小伙子嘘叫着：“饶命！”虽然皮鞭抽得直响，其实并不痛。因为小伙子早料到要吃鞭子，因此穿上了厚厚的皮大衣，任你纤手打吧！

追呀！追！许多的青年男女都参加了这个节目，不过挨鞭的轻重不一样。姑娘要是对追他的小伙子有意就会把鞭子高高举起，只在小伙子的头上晃来晃去，难得落下。有的姑娘为了掩人耳目，也佯抽几下。而如果姑娘不喜欢追他的小伙，小伙子又穷追不舍，就会遭到一路皮鞭臭打。

“姑娘追”压轴的一对是哈默德和他的新娘，他们才是今夜的主角。尽管甜蜜的话已说尽，然而还得装装样子，新娘子的皮鞭举的高高的，在空中转着圈儿，就是不忍心抽打心上人。快到终点了为遮人耳目，新娘子轻轻的佯抽了新郎几下，那也只是默契的交流而已。看来他们是今夜最甜蜜的一对了。

月亮爬上了天空，帐篷周围的毯片揭开了。哈萨克人唱起欢乐的婚礼歌。一群伴娘举着一块大方巾在新娘头顶上飞舞，唱着：“东山上升起圆圆的月亮，和湖中的彩月重叠的时候，就是草原上散发芳香的时刻……”帐篷四周坐满了参加婚礼的男男女女，篷内篷外都弥漫着爱的温馨气息。

袁世凯的大头兵

我们在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介绍了新疆建设兵团十三个民族的优秀儿女建设可克达拉农场的很多感人事迹，其中有一位白胡子老头马老汉很受人尊敬。马老汉官名叫马新才，在新疆建设兵团，战友们都习惯地称他为马老汉，马新才这个官名反而被人遗忘了。

提起马老汉，在兵团的名气可大了，有人说除了王震司令员人人皆知外，下来就数他的知名度高了。追溯起来，他是河南人，与袁世凯同乡。正因为这点关系，他在清末当了袁的大头兵，扛着一支“老毛斯”，当官的叫他打谁他就打谁。只是打了数不清的子弹都是朝天放的，从来不朝人打，他说这是老娘教他的：“不能杀生！如果打死了人，阎王爷要判下油锅的。”就这样稀里糊涂当了几十年袁世凯的大头兵。到了民国换了孙总统，他照样扛着枪，后来又跟了蒋介石，还做过日本鬼子的俘虏，日本投降后又被蒋介石抓回去继续扛枪。上面下令打共产党，他一枪没放就缴枪跟了解放军，编入新疆建设生产兵团。马老汉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的老本行呢！”

他从小就喜欢种棉花、种瓜果。说起种棉花，他在家乡从小学的那套技术已经太落后了，开始每亩产几十斤，比不过人家。马老汉钻到农学院请教老师掌握科学的种田技术，终于创造了亩产皮棉超百斤的好成绩。其他副业队有很多的青年人向他请教。

赶在播种的季节我和摄影师吴迪拜访了马老汉。他正在刚刚翻新平整后的土地上指导着几十个男女青年播棉种。他约我们一星期后再来。一个星期过去了，马老汉的棉种已变成了一棵棵嫩芽从地上齐排排地冒了出来。马老汉指给我们看，他兴奋地说：“苗齐、叶壮，没有问题，是个好收成！”

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再次来看他时，他望着天空对大家讲：“情况不好，明天要下霜，棉苗被霜一打就完了！请大家回家赶快把一切破碗烂罐都搜出来扣在苗上。再去收集些芦苇干柴堆放在田头，准备明天黎明前霜雾来时点火驱赶。”马老汉说完，大家都分头准备去了。

第二天黎明，我和摄影师吴迪、向前、杨秀清都起得很早扛着机器来到棉田。抬头一看，果然不见繁星满天的朗朗星空，只飘飘洒洒雾霜从天而降，地上成百上千的人举着火把在棉田中迅速撤开，浓烟与火光点燃了半边天，霜雾被烟火驱赶的无处落脚。天亮了，棉苗保住了。我很奇怪地问马老汉怎么知道会发生霜冻？马老汉说是嗅到了空气中的湿气并观察天空的变化预感的。大家都笑着说他还是气象专家哩！

到了秋天，马老汉的棉田果然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大家都说马老汉神了！

马老汉第二手绝活是养鸡。他物色了一位维族妇女阿拉尔汉做他的帮手，在可克达拉农场办了一个养鸡场。1959年一年由几百只发展到了上万只鸡，成活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他和阿拉尔汗养鸡不是圈在棚子里，而是野外放养的办法。你看，马老汉走出地窝子喊：“一连集合！”他身右边的上千只鸡就会飞奔向他聚集。霎时间他的手臂上、肩膀上、头顶上以及四周全都是鸡，各种各色大小公母不一的鸡全围着他。他看去就像一座鸡山。你看他开心的笑着，就像真正的将军看着他的兵。鸡司令开始给鸡兵们喂食。看着它们吃饱喝足之后，他喊一声：“解散！”这些“兵们”就欢快地离去。他再喊：“二连集合！”身子左边的“鸡兵”们惟命是从，纷纷向他拥来，与前面的鸡群一样饱食之后，随着一声“解散”又都撤腿跑了。据说马老汉的鸡场给农场带来了可观的财富。

培育瓜果是马老汉又一绝招。他种的西瓜又沙又甜，个头又大，50多斤一只是很平常的。我问他种西瓜的诀窍，他说摘下头茬瓜之后，在距摘茬两尺处把蔓剪断，很快就会再结出第二茬瓜，这个西瓜会更大更甜。马老汉种植的哈蜜瓜和葡萄、无毛桃也是全农场闻名的。他可以说干什么成什么。难怪他的故事在新疆兵团战士中广为流传呢！

袁世凯的“大头兵”就这样成了新中国的劳动能手。我问他：“老人家，高寿？”

他笑哈哈地告诉我：“我才八岁！”

战士们解释说：“马老汉是从入党那年算起的，至今八年了。”

马老汉接着话茬说：“对的，前面70多年都白活了

1958年白雪皑皑的冬天，我率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剧组主创人员深入新疆伊犁采访，在未来的可克达拉农场场长默哈默德的陪同下登上天山来到了赛里木湖畔，湖的一侧是通往伊犁的山路，路的两侧是白雪覆盖下傲然挺立的松林。松林间横亘着几道不被人注意的雪沟。默哈默德介绍说：“这可是福沟宝地，里面全是野果子树，春天花满枝，秋天果满沟，很美哟！”我站在山路上向两边深深的沟壑望去，雪压枯枝深不见底，望不到头。默哈默德耸耸双肩两手一摊，说道：“春天！我说明年春天，还有秋天你们再来看嘛！”我们当然信他的话。

1959年春天，我率摄制组来到果子沟拍摄。春天的果子沟就好象维吾尔族少女撩起了面纱，露出了她那美丽迷人的芳容，青翠碧绿的叶子托着粉红、嫣红、洁白、淡紫、杏黄、橘黄各色的花瓣，娇艳明媚竞相绽放，扑鼻的花香沁人心脾。万花丛中蜂舞蝶飞，百鸟和鸣，美不胜收。我们身临其境如登瑶池仙境一般仙凡两不知，亦痴亦醉，流连忘返。这就是伊犁有名的野果子沟。是美丽富饶的新疆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果子沟有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朔到成吉思汗西征时期，二太子察合台率大军凿山理道架四十八座桥梁始通车马，后来成为殴亚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还因此得名“铁关”，至今松树头一带仍被称为铁关就是缘于此。

可克达拉农场副业队的营地就在离果子沟不远的地方，十三个民族的军垦战士，有的手举香馕，有的端着刚刚采集来的蜂蜜，他们边歌边舞，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他们的身后是成百上千的蜂箱，无数的蜜蜂在花蕊间穿梭采蜜，我们一边架机拍摄，一边询问他们蜂蜜的收成情况。战士们不无骄傲地告诉我：“好极了！完全可以满足全农场职工的需要，剩余的还可供应市场。”“不过，”他们又接着说：“五分之一的产量被扒手偷吃了！”我惊异，“这地方的小偷很厉害呀！”战士们大笑不止，他们引领着我们来到一个蜂箱前，一看，我大吃一惊，一头黑瞎子用大掌“啪！”地打烂蜂箱，不管不顾地抓起一块蜜板贪婪地叭哒着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蜂群受到袭击，全部飞到箱顶上空聚成一团骚动不安，上下翻飞，嗡嗡地鸣叫着向敌人发起反击，然而黑瞎子毛长皮厚根本不在乎，吃的更加来劲了，正在它得意之时，忽然发出“嗷！嗷！”地叫声，两只熊掌不断地拍打着自己的鼻头。原来是一只聪明的蜜蜂对准狗熊的鼻子猛蜇了一下。黑瞎子吃了亏大叫起来，叫声引来了农场的战士，一个小伙子手端猎枪“嘭”地一声就放了一枪，不过没有对着黑瞎子，而是对天鸣放。副业队长告诉我：“不能伤害黑熊，它是咱农场的一员哩！”。

告别了春天的果子沟，我们去别处继续拍摄。眨眼就到了秋天，果子沟该是另一番景象了。我惦念着金秋季节最美丽的果子沟盛况，就和摄影师再次前往果子沟。

嚯！没到果子沟，已闻到浓郁的果香味。因为几十里的山路上人们载歌载舞赶着毛驴来来往往热闹非凡，从果子沟出来的毛驴都是满驭而归，主人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们不由加快了步伐赶往果子沟。

果然是一个水果的世界，透红的、晶黄的、墨绿的各色各样丰收的野果挂满枝头，沟里沟外，到处是采果人，还有担任运输任务的毛驴。我惊异可克达拉农场怎么会有这么多？一打听才知道，除了农场的副业队战士外，方圆几十里的维族、哈萨克族等各民族的父老乡亲，谁都可以来自由地采收，只要你有运输工具驭得走。

毛驴在当地是极其便宜的，一头毛驴只值几元钱，当然是老百姓首选的运输工具。

黑瞎子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些呆子有的是力气，为了吃果子，就抱着粗大的树干用力地摇晃，果落满地，采果人省了不少力，也不用爬树了，只跟在它们后面捡拾就行了。因而可克达拉农场的副业队长不让用枪打它们。人们这时也不再轰赶这些客人，而黑瞎子也就真像大家庭的成员一样卖力地工作。

可克达拉农场副业队的战士们也在抢收丰收的果实，不用说肯定是满载而归。如此多的鲜果难以久放，怎么办呢？农场组织人力把它们加工成又香又甜的果酱。战士们还专门邀请我们品尝他们亲手制作的果酱，还真是浓香沁心。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回味无穷。

开发可克达拉

1959年3月《绿色的原野》在新疆伊犁开机，这块土地此时还沉睡在冰天雪地之中。一支由汉、维吾尔、回、哈萨克、俄罗斯、塔塔尔、蒙古、锡伯、达斡尔、萨拉、乌兹别克、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十三个民族组成的可克达拉农场的战士，打着“八一”军旗，骑着马，坐着马拉的爬犁，开着汽车、拖拉机踏着冰雪前进，向草原进军。他们象当年奔赴战场一样，斗志昂扬，歌声嘹亮，那场面是极具感染力的。当然这些场面我们都用摄影机记录下来了。

战士们到达了预定目标——可克达拉农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荒草、芦苇和枯树。这里就是党和毛主席要求我们落地生根开发的建设的地方吗？“是的，就是这里。”农场场长和政委用手指着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告诉战士们，“这里就是我们的可克达拉农场！”没有任何的不满和怨言，大家依然唱着跳着，热情满怀。放下行李，打个地窝子，支起帐篷，就算安了家。

开荒播种的战役打响了。拖拉机在陌生的土地上耕耘。战士们对这片土地并不陌生，他们曾经骑着战马挥着战刀在这里歼灭过敌人，那时候他们就幻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这里唤醒草原。今天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他们驾着翻土机、播种机轮翻地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赶走了一群群的黄羊、野兔，打破了草原的宁静，这块戈壁沸腾了。昨天在疆场驰骋的战马，今天却拖着犁铧跟随主人重温这块土地。几千匹战马在草原上等候，战士们换马不换人，创造了日耕土地82亩的好成绩。劳动还能够创造智慧，战士们发现草原上植物、树木根茎都非常浅，人力拔除功效不高，就设法在每辆拖拉机后面固定一根或几根粗大的木杠， 横拖着从草地上扫过。一片片的红柳、沙枣树连根拔起，大大地提高了垦荒效率。一部拖拉机能够代替上千人的劳动。

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农垦战士们发挥了极大的劳动热情，播种了上千顷的麦子和棉花。与解放前那种落后的耕种方式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从前到了播种的季节，由一个人骑着马前面撒种，后面马拖着犁铧犁过，把种子翻在地下，马尾绑一把树枝粗略地平平土就算好了。这种粗放简陋的耕作方式已经被淘汰。今天的可克达拉人要在这块土地上精耕细作使它焕发新的青春。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pt;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2312">

正在这时，农场有位政委赶来报告给我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他说：“农场职工放了卫星，你们赶紧去拍！”我们赶到放“卫星”的现场一看，见很多的少数民族战士都脱了靴子站在冰茬里割芦苇。大家冻的直哆嗦，嘴唇青紫。面对此情此景，我有些不忍，但那个政委还在耳边不停地吹嘘，他说：“战士们这才叫‘拼命干，死了算’的精神呢！”我心里反感极了，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不断地催我拍。“胡闹！”丢给他两个哽在我喉咙的字，就带着我的摄影师转身离去了。

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当时的时髦口号就是：“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些违背自然规律过于冒尖的做法在拍过《人民公社红旗飘》之后，我已深感它害人不浅，因此在拍摄时相当慎重。当然战士们创造性的劳动，健康的劳动竞赛场面我们都拍了。例如一个哈萨克的马拉犁手一天开荒82亩，一个维族小伙子架着拖拉机一天能耕三百多亩地。战士们为国分忧奉献青春的劳动热情是那个时代一种精神的写照。没有那一代人的奉献，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三夏收获的季节来到了，轻风徐来，金黄的麦浪随风送香。整个可克达拉沉浸在丰收的喜悦情绪中。收割机、大删镰一齐上龙口夺食。成百人撤在棉田里一字儿排开，双手上下翻飞采收着棉花。收获的麦子堆成一垛，象一座小山一样，雪白的棉花晒在场地上一眼看不到边儿。88岁的汉族马老汉培育的新品种西瓜，每只足有四五十斤。畜牧业同样是喜讯频传，千牛千羔、千羊千羔。尤其是全国有名的优质品种伊犁马，被战士们又培育出了新品种——重挽马。一匹种挽马可以拽动一辆载重拖斗车在公路上行驶。昔日荒芜的戈壁沙滩在农垦战士汗水的浇灌下变成了绿色的原野，处处生机勃勃。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用热血谱写的华丽篇章被我们收入镜头，永载史册。

附件一：

电影《地道战》两首歌词

作者是任旭东  不是傅庚辰

近日收到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活动通知”文中第三项“会员侵权投诉接待，活动目的：替会员解决侵权问题”。

为此特向本会诉颂关于傅庚辰剽窃《地道战》两首歌词的侵权行为一案，呈请协会查办。

1、插曲： “毛主席话儿记心上”，此歌词是任旭东作词，并非傅庚辰作词，傅的侵权行为并未解决。

中级法院判决是不公正的，是违背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的。

本人在采访记录本中记载的：“太阳出来呀照呀照四方，毛泽东思想闪呀闪金光，大阳照得呀人身暧，毛泽东思想照得呀心里亮，”此“四句”是在1963年9月编导任旭东到河北正定县高平村采访时，由参加座谈会的老民兵周心宅、周冷小口述，本人当场记录下来并依此“四句”整理加工成插曲歌词。但法官无视事实，无视《著作权法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注释、整理他人已有作品的人，对经过自己注释、整理而产生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然而在判决书第20页第15行书写：“任旭东的工作记录本中虽有与歌曲《毛主席话儿记心上》的歌词第一段基本相同的歌词，系采访时记录的民歌歌词，不是任旭东创作完成，不能证明任旭东是歌词 ‘毛主席话儿记心上’词作者的证据”。法官如此裁决公然违背《著作权法条例》规则，是违法判决。

2、1965军12月20日，在录音前，傅庚辰将其改动过的插曲“毛主席话儿记心上”歌片给导演审示，导演不滿，令他录磁带送陈、夏（正副厂长）审查，陈、夏审听过后，陈认为傳改动的歌词“太俗气，内涵不深，改的不好，免了吧。”当场否定。导演认为曲调好听，便说服傅仍按编导原词录音，编入双片争取再审，结果审查通过，这才使插曲保留了下来。（附：傳改动过的歌片）傳插手改歌词的动机是别有用心，企图冒充词作者。法官对此事实，视而不见。更恶劣的是一审法官将傅改动过的歌片原文证件毁掉，对复印的歌片证件不予采信。法官如此恶劣行为，公理何在？请看：厂领导审查否定的歌片复印件及正反歌词对比。

3、两首歌词是编导任旭东于1965年5月中旬创作定稿的，并于5月14日将手抄稿送陈厂长、夏副厂长审查批示“同意”的。傅向法官谎辨：“任送审的歌词是他写的。”此时，傅还未接受作曲任务。过了一个半月，于7月上旬厂领导才指派傳庚辰到冉庄外景拍摄场地接受作曲任务时，编导任旭东亲手将两首歌词手抄稿交给作曲傳庚辰，当时，夏副厂长也在现场。请看：陈、夏对歌词手抄稿的批示复印原件。

4、影片《地道战》于1965年5月25日正式开机至9月中旬全部拍摄结束。编导任旭东根据700多个有效镜头整理成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包括两首歌词在内。于1965年11月下旬投寄《电影文学》杂志编辑部。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完成之日起产生，并受著作权法保护”。两首歌词的著作权，从投寄《电影文学》编辑部之日起就已产生，己受著作权法保护，而不是在发表之日产生。《电影文学》杂志是个公开出版物，刊载的电影《地道战》文学剧本，其中的两首歌词的作者是任旭东，这己明确定位。

但法官无视法规，做出违法判决：判决书第21页第3行书写：“关于影片《地道战》的电影文学剧本，因该剧本的发表系在争议的两首歌曲录音完毕之后，不能用以证明任旭东是两首歌曲的词作者。”法官公然违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法规判决，公正何在？

本人歌词著作所有权早己在《地道战》文学剧本脱稿寄送《电影文学》杂志编辑部之日（1965年11月）起生效。但判决书第22页第18行书写：“关于歌曲“毛主席话儿记心上”由于在所有公开出版物上关于该歌曲的署名均为傅庚辰词曲，而任旭东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对该歌词进行了创作不能否定傅庚辰为该歌曲的词作者这一事实。”

傅庚辰拿不出任何创作歌词的凭证，法官仅以出版物上的署名“傅庚辰词曲”为依剧，无端裁决。出版物上的署名“傅庚辰词曲”，只能作为傳庚辰剽窃的事实证据，怎能作为参予创作的事实证据？

判决书第22页第1 0行书写：“从歌词的结构和内容上可以认定傅庚辰系在任旭东创作的歌词的基础上完成的该歌词的创作……由两人共同对该歌（地道战歌）享有著作权。”

傅庚辰拿不出任何原始证据和旁证来证明“在任旭东创作的歌词的基础上完成的该歌词的创作。”而判决书对此认定，毫无事实根据，岂不谎唐？

 傅庚辰对歌词没有付出任何创造性劳动。他的创造性表现在两首歌词的谱曲上，仅此而已。

综上所述，任旭东有笔记本歌词构想记载；有两首歌词手稿凭证；有八一厂厂长、副厂长证词和审查批阅稿件；有公开出版文学剧本其中包括两首歌词的《电影文学》杂志等为证。这一切充分证明两首歌词署名权属于任旭东一人所有，与作曲傳庚辰完全无关。这是清清楚楚不争的事实。

为此要求协会公正妥善解决这一侵权问题，明辨是非。

本会会员  任旭东

2005-12-5

 

编者按：《地道战》 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战争影片，自拍成以来，发行拷贝4000余部，创中国电影史发行拷贝之最，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其主创人员均以此为荣，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个别人的私欲膨胀也暴露无遗，因此才有了三八式老革命任旭东老先生状告现任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的官司，本博客主人掌握了这个事件的大量内幕，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地道战》战火蔓延  燃及导演任旭东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99年5月11日对于任老先生来说，是个很讨厌的日子。这天的早上，一个年轻军人敲开了老先生的家门，递上一个大的纸袋子，里面装的是一本书，书名是《啊！红星傅庚辰歌曲集》（1996年出版）。书的扉页上写着：任导演存念。签名是傅庚辰。任导演翻开书的目录，看到影片《地道战》中的主题曲《地道战》及其插曲的词作者都是署的傅庚辰之名。任导演很震惊！

《地道战》是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军事教育片，由任旭东出任总编导，影片的主题曲和插曲都是由他作词，交给傅庚辰作曲的时候，傅修改了部分歌词，经过厂长审批时并没有通过，而且陈播、夏川厂长在上面做了很明确的批示：“太俗气，内涵不深，改的不好，免了吧。”于是摄制组仍用任导演写的原词进行录制，这个怎么就算是傅庚辰的词呢？修改是事实，没有采纳也是事实，显而已见的事情，但我们看看当事人写给“著作权协会的诉讼信”极其其他附件或许能看的更明白些……..

附件见下篇

第七章  向草原进军  

1959年的春天，我率摄制组赴新疆伊犁拍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作为建国十周年国庆献礼献给我们新生的共和国。

周总理对拍好这部片子做了三条指示：“1、要很好地歌颂生产兵团战士们建设社会主义高度饱满的劳动热情；2、反映新疆十三个民族兄弟亲密团结；3、反映边境中苏人民友好。”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在1958年秋天赴新疆进行了一次采访，选定了将未来的可克达拉农场作为拍摄点。可克达拉位于霍尔果斯和霍城县清水河镇之间，目前这里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荒芜草地。可克达拉是哈萨克语，意思是绿色的原野。太有意义了，片名就用它了——《绿色的原野》。

我要说的是我也作为一名劳动者，与十三个民族的兄弟一起成年的战斗在可克达拉的草原上，记录下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电影画面…

高山流水知音曲

自古谁解其中意

曲高和寡叹寂寞

抚琴听雨待知己

寂静的山涧小道蜿蜒曲折，通向幽幽青山深处,空山、细雨、微风，我独自撑着一把素色碎花伞，抛别身后万千的红尘，走进大山，感受他的博大，领会他的沉稳，聆听他的静谧，分享他的多姿多彩，寻找与他的默契，试图和他进行无声的交流与融合。

微风裹挟着细细的雨丝多情地追逐着我的脚步，我索性收去素色碎花伞，绵绵的细雨在清风的怂容下放肆地亲吻着我，脸上痒痒的，心中却惬意，我悟出大山也有蒙尘之时，只有天知山意，甘露淋漓，荡涤尘埃，还青山本洁身躯。

看来山有知己！

来到一个岔道口，我驻足，原来山里的路也有多条，须要选择！只在瞬间的犹豫后我就走向一条通往更高山峰的小道，从容迈步。因为我坚信，即使走错了，它也是路！

山高、林深、路窄，我依然从容！

细细的雨丝与山风在耳畔缠绵，摇曳的树枝向云雾招手，碧绿的树叶喃喃低语倾诉一腔柔情，小鸟儿一只都不见，山里的动物也委随在巢穴之中，大约这样的天气它们都不必出来觅食。我正在左顾右盼，一缕清风送来似有似无飘忽不定的琴声，静心聆听，果然有袅袅的音乐声，不由我加快脚步。大约前行十数分钟，只见有一颇显陈旧的亭子，漆皮剥落，瓦片不全，顶上的荒草随风起舞，亭中有一女子，她面朝大山背向我，面对远处的高山和脚下的峡谷醉心抚琴。琴音时而缠绵凄婉，时而如清泉击石；女子一头秀发长长的飘散着；我远远的欣赏着这幅画面与音乐俱全，还有一位精灵的绝妙佳作，这是山神的安排，是对我虔诚的拜山人的馈赠！

遥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长年干戈不休，兵戎相见，曾发生过诸葛抚琴退三军的故事，它既是诸葛作为丞相的睿智，也是诸葛作为人的无奈——清音雅韵不为知音奏，却化做索命断魂的咒符，这时洞察秋毫的诸葛亮心里激荡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眼前的美人在抚弄《高山流水》名曲之时，可听懂过诸葛抚动的琴音？

抬眼望去，亭台已空，美人与古琴都不知去向，大概我也算不得眼前这位佳人的知音，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听琴人心里的疑惑与杂音，连声招呼也不打，便携琴离去了，只留下空荡荡破败的旧亭子任风雨戏弄。我自嘲的笑笑走入亭内，站在姑娘抚琴的位置极目远望，俏峰、碧树、山涧泉，实在是很美，可惜美人已经携琴离去，只留旧亭栏。我恍然顿悟：相逢是缘，错失的，也是缘！

第六章  人民公社红旗飘

1958年中国大地沸腾了，张张报纸都被惊人的消息填得满满的，人民公社象雨后春笋般的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毛主席亲自到河北徐水东小营视察，批准人民公社成立，表扬那里小麦亩产三万斤的奇迹。我是个农村贫穷人家的儿子，怎能不为这特大的喜讯欢欣鼓舞呢，主动向上级请求去拍摄这火热的场面。

带着摄影师和足够的胶片到了徐水，先去拜访县委的康副书记。康书记是记者出身的作家，向我介绍了一大堆人民公社新生事物的材料，又捧出毛主席到此视察时肯定人民公社的最高指示。我被感动得热泪直流，回想我十三岁参加革命时就受到党的教育，我们奋斗的目标正是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终于实现了，怎能不激动啊。

来到了东小营，第一眼看到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社员们端着碗、盆，领着妻儿老小到食堂放开肚子吃饭，我们摄制组也被安排到了客房，由社员姑娘给我们每人都端上一碗冒尖的白米饭，外加两个白面馍，几盘青菜和一大盆炖小鸡。吃完之后，我让制片去算帐付款，大队的领导说我们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吃饭是不要钱的。原来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看来我们已经被时间淘汰了。

吃过不交钱的美餐之后，我带着摄影师开始了采访拍摄。大队的领导领我们到了猪场。我一看，呀！可不得了了！一圈圈又肥又大的白猪有几百条之多，大队干部介绍说，这就是他们饲养的。摄影师吴迪止不住端起机器拍了起来，边拍边喃喃地赞赏，“了不起！了不起！”

大队干部又领我们去看新棉田，更惊人了，棉杆都象杆面杖那么粗，有八九尺高，棉垅中拉着一盏盏电灯泡，干部介绍说这是为了见光通风。我问，“产量如何？”干部骄傲地回答说：“亩产皮棉一千斤，不够理想。”我让吴迪快拍！吴迪说，自己的个子小，够不着。我让制片员跑步回村搬个梯子来拍。

又来到一地，看垅起的一片地上长着绿油油的一棵棵不太高的白菜，我问公社干部，“领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你们不懂，这叫沼气白菜，别看现在不高，到秋收时每棵能长到500斤，赶快拍下来。”

大队干部又领着我们走到一条条社员挖好的土壕面前，介绍说：“毛主席六月来视察我们亩产3万斤的麦田，老人家高兴极了，问怎么创造了亩产3万斤的产量？我们的农业科学家说丰产麦扎根地下七尺，根深，产量就高。主席指示说，那就深翻地七尺，今后都种麦，不要再种杂粮了。”我让摄影师先拍下这个深挖地的场面。

为抢时间，不出十天片子就完成了，片名叫《人民公社红旗飘》。这部纪录片面世之后，对刮共产风头脑发热的人无疑是一针兴奋剂，使他们的疯病犯得更加来劲。观众看了这部片子更多关心棉花怎样达到亩产千斤皮棉？500斤一棵的沼气白菜是怎样种的？为什么翻地七尺能达到亩产3万斤麦子等等。我收到了大量的观众来信，从这些信中我发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误导了我们的人民，心中极为难过。我这么多年曾拍过几十部长短片，这次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以后的事实证明，拍这部片子的内容全是浮夸虚假的，几百头500斤重的猪是从各地集中来的，棉杆高大不长几个桃，沼气白菜也只是比普通白菜大一点儿而己等等。我想为这种错误受受批评教育，可是那些领导谁也没有批评我，也不给我做自我批评的机会，大家都好象那是无所谓的事。因为大家都犯了疯病。

1962年总政直政部举办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对党前几年所走的路，进行了反思，直政部还发了权威哲学家艾士奇的文章供大家学习。文章中讲：1958年人民公社是东方升起的太阳，是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但当时我们如果运用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先重点试验，然后再推广，问题就会少一点。通过学习讨论我对拍摄《人民公社红旗飘》所犯的错误认识得更清了一些，深感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头脑中浮夸风占了上风，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自己深感懊悔，自我批评和检查也是深刻而发自内心的，然而大家却并不以为然。“左”的思潮还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

我从事电影工作半生拍了几十部片子，出生入死也好，担惊受怕也好，每一部片子都是充满了对党对人民的热爱，除了这部《人民公社红旗飘》外，没有一部被历史否定的。但我却为这些呕歌党和人民，歌颂美好生活的作品挨批、受处分、劳教、关监狱、打成右派、反革命等，唯有这部问心有愧的片子却无处倾诉苦衷，大家全都感到无所谓，借此我也算一次惭悔，向受我片子蒙敝的人民，向党真诚地认错。